温州炒房团是怎么来的他们是如何炒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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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遥远的东方有一座城，它的名字就叫温州；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房的传人……”房价一上涨，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炒房团；一说起炒房团，人们就会不自觉会在前面加“温州”。这个让无数人羡慕嫉妒恨的神秘群体，究竟缘何崛起？如何花样百变？又何以横扫中国、买遍世界？

买遍上海滩

2001年8月18日，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，浩浩汤汤来到上海。他们不为旅游探亲，而是在《温州晚报》的组织策划下，专程到上海来买房。上海房产协会甚至收到市政府领导指示：“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。”这一次，温州人砸下5000万，让上海人大喜过望。两个月后，又一波温州看房团来临，成交8000万。

就这样，温州看房团在惊人的豪买中跃上历史舞台。而温州人敢这么干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温州中小企业异军突起，大小老板们都手握百万量级的闲散资金，四处为钱找出路。此时，中国房地产业和城镇化的趋势渐起，嗅觉灵敏的温州人迅速捕捉商机，从1998年开始涌入温州楼市。短短3年，就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/平方米炒到7000元/平方米。

不过，温州人很快发现，500公里外还有块风险更低、空间更高的地产价值洼地——上海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一批温州乐清人来到上海北京东路，扎堆开出了上百家电器店。这里也成了不折不扣的“温州街”。他们做生意、开市场、攒钱财，安家置业，成为典型的“新上海人”。一进新世纪，也自然而然将3000元/平方米的上海房价信息带回老家。顿时，温州人不淡定了。

现在的人很难想象，1994年为振兴低迷房价，上海市政府推出过一个大利好：只要在上海买房，立刻可获得蓝印户口，一并解决子女读书、就业等问题。机敏的温州人显然大喜过望，别说让子女接受大上海的好教育，光上海房价比温州低一半这条，就足以让人趋之若鹜。不少温州人看准了机会来买房，迅速与上海的开发商看对了眼。

零敲碎打的买卖不牢靠，上海开发商便在《温州晚报》上投放了些楼盘广告试试看。没想到，迅速点燃温州人的激情。由于人太多，《温州晚报》便干脆组织了个看房团奔赴上海，就此创造历史。

温州媒体最早组织起“看房团”

人们仿佛发现了一块新大陆，忙不迭地把看房团的商业模式运作了起来。资料显示，上海开发商不惜重金，开始在温州三大报（《温州晚报》、《温州都市报》、《温州商报》）上连篇累牍砸广告；温州三大报也乐疯了，立马变身“看房旅行社”，3年组织温州看房团近百次，次次爆满；《温州晚报》还顺势创建了购房俱乐部，会员人数一度超过6000人。

“温州炒房团”迅速横扫中国各大城市，每到一处都掀起购房狂潮，引发的大声叫好与愤怒声讨都不绝于耳。有媒体报道，当年的“温州炒房团”总人数突破10万，撬动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。这些数字显然以讹传讹，并不确切；但它显示出的资本力量，却横扫一切。

疯狂炒房人

印象中，人们以为“温州炒房团”一掷千金，肯定个个都是大小老板企业家。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。炒房团跟旅行团差不多，有老板有白领有村民，甚至还有赋闲在家的太太和老太太。这与温州的家庭结构有关，很多温州家庭都是男主外做生意，女主内管投资。炒房热一兴起，男人们没空走四方，太太们就带着钞票闯天下。

在温州农村，还有一股令人咋舌的“金融力量”——老太太。她们其貌不扬，却是村子里公认的资金中转人，讲信用、有地位。不论谁手里有闲钱，都会跑到村中的老太太那去登记寄存，利息高、有保障。不论谁做生意要借钱，数百万的资金老太太召之即来、挥之即去，信用极佳。有人据此称温州乡村的这种金融文化为“老太太银行”，极为贴切。虽然这些老太太大都没文化，却牢牢把控着温州农村的金融命脉。当然，要从她们手里借钱，利息高达20%左右，也不是常人都敢借。

温州媒体看准了“太太”们手握重金，很快组织起专门的“太太看房团”，为她们提供最新最准的房产信息。“太太炒房团”犹如旋风，横扫上海的房展会。比对着温州的高房价，她们去哪儿买房都觉得很便宜。

温州“太太看房团”

令人称奇的是，虽然“太太”们都手握数百万，穿着打扮却很普通，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珠光宝气。有时还会为5块钱的盒饭跟带团的人理论，极其精打细算。

不管干什么，温州人都爱抱团。做生意如此，炒房更是如此。最开始，温州人组团是希望买房时能有个商量。他们相信一人看难免看走眼，一群人共进退，都能相中的楼盘肯定错不了。当然，抱团买房最大好处还是能议价，跟开发商集体砍价，折扣肯定比一个人来得大。

很快，江湖上便流传起各种各样的温州人炒房故事。

2002年，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的首付资金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，每套约20平方米。然后，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，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顶按揭，每个月还净赚2万。两年后，房价暴涨一倍，便将房子全部脱手，功成身退。这个炒房故事此后成为教科书般的经典，几乎被绝大多数炒房人所效仿。

接着，温州某老板腰挂35把别墅钥匙的传奇红遍网络。但故事被多家媒体转载后，连腰上钥匙的数量都变得模糊不清，从22把到72把不等。有人表示，确实见过一位腰挂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，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收租金，一天两户，一个月正好收完。更离奇的是，这样一位大富豪竟然挤着公交去收租，让人误以为是收水电费的。

几乎所有的售楼处都能传出大同小异的温州人故事。他们大都是西装笔挺、面色灰黄的中年人，操着一口浓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话，跟漂亮的售楼小姐站一起简直自惭形秽，却能在人们最初鄙夷的目光中扔下几麻袋现金，买下了几层房或几幢楼，让所有人在财富面前大惊失色。类似的故事越来越多，且极富视觉和心理冲击力。人们在惊叹于温州人太有钱的同时，也在飞涨的房价面前失去了任何抵抗力。

炒房团不是老板们的专利，工薪白领、机关干部也都参与其中。据说苍南县某机关干部，听说上海有块好地，被人撺掇着合伙“拿下”，便一狠心一跺脚卖了自家的房，搬进了出租屋。他跟着炒房团合资拿下土地搞房产开发，一年就把110万投资翻成了1000万。

温州人有多狠，炒房前敢让自己无家可归；温州人有多疯，炒起房来全村全家总动员，老太太都敢来上阵。

全国大进军

“温州炒房团”迅速将上海、杭州“攻占”，接着开始向全国进军。他们足迹遍及各大中心与省会城市，后来连二线、三线城市也不放过。他们往往大批采购，连片购买，不为居住，只为收租或转手套利，俨然成为操纵楼市的资本大鳄。

地产开发商们大喜过望。他们发现，“温州炒房团”具有无与伦比的品牌魅力，极力到温州组织邀请。2004年，在温州举办的全国房展会，更成为中国绝无仅有一大盛景。为期4天的展会，竟引来10万人次的庞大人流，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中人山人海，现场签约的买房人成群结队，像农贸市场般人声鼎沸。最终，房展会成交金额竟逼近15亿，人们第一次见识到温州人如何像买菜一样买房子。

“温州炒房团”很快被不少地方政府视为“财神爷”。为了让温州投资拉动经济，有的地方不惜提供包机，免费为炒房团提供一条龙服务。他们到后，房价大都会迎来一轮令人惊叹的上涨。那么，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炒房手法1.0

“温州炒房团”不仅买的多、买的急，他们的炒作手法也不一般。

通常情况下，炒房团会集中拿下几个楼盘。然后，统一商量出个高价，报到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挂牌，于是人们很快就感觉到房价涨了。而在炒房团内部，还会订立“同盟条约”，谁也不许低价偷偷出手，否则立刻会被踢出炒房团。由于温州人爱抱团，更看重个人信用，价格同盟这招简直战无不胜，足以为抛售房产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价格空间。

很快，有人觉得这招都不过瘾。更精明的炒房团会干脆在楼盘边开家地产中介公司，专注炒作自家楼盘，坚决把房价做高。而毫不知情的本地人只见房价飙涨，即便开始对房价不认同、不买账，但时间一长，怎么也等不到降价的人只好认栽。

来自温州农村的大量小炒家，则以家族或同乡集资参股的方式，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炒房盛宴当中。他们集中大笔资金，以口头托付的形式委托给牵头人，让他跟随炒房团四处豪买。炒房委托人则见识不凡，不仅懂得观察各个城市的城市规划、政策风险、楼盘地段，还会特别考察当地的二手房市场，估计有无炒作空间、退出机制，绝不做无谓冒险。而一旦看准，便会迅速出手，联手杀价后又联手提价。这种集资炒家最看重风险，有时候为了快速获利，甚至会直接转手卖给其他炒家，赚的就是个万无一失。

即便本金极少的“房虫”，也有独有的炒房之道——炒房号。他们寻觅到热销楼盘后，或是给售房员回扣直接拿房号，或是一天100块雇农民工排队拿号，再以数千或上万的价格将房号转卖给各类买房人。这种炒作方式是如此经典，以至于在今天，人们依然能见到此类炒作手法的各种翻版。

争议炒房团

2004年，温州几乎陷入“全民炒房”大时代。伴随着全国性的房价上涨，各地老百姓对房价怨声载道，很多人炮轰“温州炒房团”，认为他们正是炒高房价的罪魁祸首。不可否认的是，“温州炒房团”所过之处，当地百姓也在恐慌性上涨中飞奔入场，并掀起了新一轮涨幅。这种互为因果的纠缠，让人根本说不清其中的是非。

但另有观点认为，温州人只是买房爱扎堆，资金量与房地产市场的体量相比，其实微不足道，并非像媒体描绘的那样，是驱动房价高涨的“洪水猛兽”。每个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其实并不相同：有的是因为处于价值洼地，原本就太便宜了;有的是因为城市大规模拆迁，城镇化过程中人为制造出大量刚需，但地方政府未能及时提供足够土地以平抑房价所致，上涨其实是价值规律的体现。而“温州炒房团”因为早早地发现了价值，所以为高房价背了黑锅。

争论没结果，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地已经开始调控，阻击炒房团。这其中，既包括征收二手房个人交易税，又包括各类专项打击炒楼花、炒期房的政策；成都市政府甚至好心劝慰市民不要跟风入市，表示会尽快推出大量经济适用房给高房价降温……结果人们发现，这些一城一地的调控政策没什么用：交易税被转嫁给了买房人；“禁炒令”则需要开发商自律；而经济适用房一出，却形成了城郊比价效应，反而给城里的房产价格托了底。

不管怎样，人们认为中国房地产正积聚风险、酝酿泡沫。2002年12月，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，直言中国可能爆发一轮房地产泡沫，并导致银行业的系统性危机。回望当年的盛世危言，再仰望今天的中国房价，坚硬的“泡沫”远胜往昔，不禁令人哑然失笑。

炒房团进京

当年，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的暴涨极为担忧。这不仅牵涉到社会稳定，更涉及到金融体系安全。但就是在令人担忧的2005年，“温州炒房团”正式“杀进”了北京。

长久以来，北京被“温州炒房团”视为“禁地”。这并不是说温州人没有在北京一掷千金，他们也曾抢购过多处豪宅楼盘，但都用以置业安居，不像在别处那般以炒作、转手为目的。这其中，自然有对政治中心的一份敬畏，另一个原因则是北京二手房市场远比上海、杭州等南方城市落后，套现不便。另外还有种说法，90年代大批温州人曾在北京爆炒期货、遭遇惨败，从此将北京视为“破财之地”。

2005年，整个长三角地区房价飙升，北京就像当年的上海，成为典型的价值洼地。多个楼盘迅速闪现“温州炒房团”排队扫楼的身影。短短半年，温州流向京城楼市的资金就高达50多亿。
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另一支实力雄厚、姿态低调的炒房团也进入北京，那就是以煤老板为主力的“山西炒房团”。他们开豪车买豪宅，在北京最高档的楼盘出没，远非常人得见，却惊动了建设部。后来，山西炒房团不仅在北京豪买，连已经被“温州炒房团”炒高的上海楼盘，也无所畏惧。

温州人北上，山西人南下，就此奠定当年两大炒房团的炒作格局。

政府的忧虑迅速升级，随即决心出重拳打击“短炒房”。资料显示，央行率先出手，调整住房贷款利率；接着，上海、深圳等地银行叫停“一年内转按揭”，要求短炒卖家必须先付清银行贷款，遏制投机。调控来势很猛，令人生畏，不少媒体急不可耐地宣告“全民炒房时代终结”。

但调控之初的效果并不明显。大量地下“垫资”公司悄然涌现，让变相“转按揭”大行其道；炒房客只要适当提高首付比例，就能将调控效果规避于无形；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银行间虽然停办了转按揭，但买卖双方要是在一家银行办贷款，竟然可以照办不误。

当然，宏观调控的持续终于让楼市渐渐变冷。“温州炒房团”也并非铁板一块，有人高位出逃已然暴富，有人高位套牢叫苦不迭。媒体则选择性报道出部分被套炒房人的惨状，以印证调控政策的巨大效果。但总体说来，“温州炒房团”并不比其他买房人处境更差，他们入市更早、买价更低、融资能力更强。而不少本地跟风的炒房人，既没有“温州炒房团”的资本实力，又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，只能在这轮调控寒冬中独自苦捱。

炒房手法2.0

随着调控深入，人们发现“温州炒房团”有了新玩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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